第三阶段
（1941年10月——1943年3月）
1. “中医科学化”、“团结中西医”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1）毛泽东与李鼎铭论“中西医結合”
1941年11月6—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李鼎铭与姬伯雄等参议员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案》（即“精兵简政”提案），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形成我党在当时困难时期的一项重大政策。这届参议会上，李鼎铭先被选为副参议长，后又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并免去副议长。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之后，便住在政府机关忙于政务。1942年初旧历年关将至，李鼎铭决定返里探亲搬家，毛泽东闻讯，特派出爱国华侨送给他的那辆福特牌高级轿车送李副主席回归故里。李鼎铭在家乡米脂停留两个月，向当地群众和士绅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政策，及延安各方面的印象，解释疑虑，纵论国是，深得当地群众的称赞。当李鼎铭把全部家产献给边区政府携带家眷返回延安时，毛泽东又派专车接他到杨家岭。毛泽东曾劝其留一些家产，李鼎铭口气坚决地说一点也不留。毛泽东称赞说：“你真是开明人士！”自此，同毛泽东建立起了深厚的个人情谊。
李鼎铭曾为毛泽东治好长征时期落下的肩关节疼痛的顽疾和胃病。在给毛泽东治病的过程中，二人常常探讨中医医理以及边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等问题。据记述李鼎铭事迹的文献所载，“有一次，毛泽东特意向李鼎铭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自信的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的肯定李鼎铭的意见。他说：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20]
毛泽东与李鼎铭关于中医和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讨论，是我党在思想认识上对发展中医药事业问题探索的典范，也是最早提出“中西医结合”这一思想。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参会的光华制药厂厂长梁金生“在会上针对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政府曾立法取缔中医的做法，鲜明的阐述‘不能忽视中医，中西医应该结合’的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21]
这时期所提出的“中西医结合”，仍是“团结中西医”即中西医人员团结的意思，并非后来所谓在医疗层面和学术研究上之“中西医结合”。
（2）上《国医研究会呈文》
《呈文》谈到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以及群众的要求和下乡工作人员的呼吁，并提出：
如此情形，证明国医对时代要求实落后太甚。故本年届执委及正副会长选出后（指1942年的改选），决心整顿国医，改正缺点，尽力参加边区卫生事业之建立，以推进国医于科学之道路。经过执委及延市会员热烈之商讨后，通过具体办法（详见附件一），为达到下列目的及保证军民健康而奋斗。一、提高边区国医质量，达到国医科学化；二、培养新国医人才，一方面解除人民痛苦，同时以新鲜血液灌溉国医事业；三、加强并发展各分会，以团结全边区国医协助边区卫生建设。为达到上述目的，又定重要办法如下：
一、发动全边区军民医生先在延市建立中医院，然后在各分会建立分院。只有医院的建立，才能使中医科学化并集体研究。只有中医院，才能在实践中培养出新国医干部。也只有中医院，才能为更多的军民解决困难。
二、……[22]
《国医研究会呈文》，提出的总目标有2点：一是发展陕甘宁边区卫生事业，一是推进国医科学化。设定具体“目的”3点：一是“提高边区国医质量，达到国医科学化”；二是“培养新国医人才”；三是分会的组织建设。这个报告，拟定的“重要办法”的首项，即“先在延市建立中医院，然后在各分会建立分院”，能够发挥“使中医科学化并集体研究”、“在实践中培养出新国医干部”等功能，是完成所设定“目的”的重要措施。
《国医研究会呈文》有2个附件，是非常重要的文献。附件一：总会一九四三年工作计划（执委会讨论通过），附件二：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一九四三年三月九日国医研究总会制）。
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虽属“民众团体”，但《国医研究会呈文》的正式呈文和附件，其内容和性质，应属于政府卫生医疗部门的职能范围，文件的形式和报告的程序，又像是政府工作运作的流程和作派。据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认识，国医研究会不但是我党领导下团结中医、组织中医的一个民间组织，也是边区政府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筹谋规划、组织实施的一个“政府机构”。国医研究会《国医研究会呈文》中思想认识，是我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积极探索中的重要成果。《国医研究会呈文》中“国医科学化”的思想认识和计划措施，说明“中医科学化”做为我党发展边区中医药事业的方针，已被初步确立。
《国医研究会呈文》提出的“提高边区国医质量，达到国医科学化”，做为奋斗目标是可行的，若计划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达到”，似乎过于理想。《国医研究会呈文》并未就“团结中西医”或“中西医合作”阐述立场，也未提出措施，有所缺失，但坚持走“中医科学化”的方针，似应肯定。
2.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政策法规
（1）《国医研究会呈文》
《国医研究会呈文》[23]，前文已述，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是我党领导下团结中医、组织中医的一个组织（民众团体），也可以视作边区政府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筹谋规划、组织实施的一个“机构”。故国医研究会《国医研究会呈文》可做为边区政府施政的文件。
（2）《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
1943年3月9日，由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在《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1941年9月19日颁布）的基础上重新制订《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做为国医研究会《国医研究会呈文》附件呈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边区政府施政的一个条例，并由边区政府颁布、边区政府实施。条例适用于全边区。
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
第一条 本条例依照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五条增进边区国医国药建设制定之。
第二条 凡边区国医国药上设施其奖励与优待悉依照本条例办理。
第三条 国医执行医疗业务者称医士，执行制药业务者称药师。
第四条 医士、药师参加边区国医研究会得享受法律上付与之权利。
第五条 医士、药师执行业务者，由国医研究会审查登记，申请边区卫生处发给业务证书。
第六条 国内外医士、药师愿在边区举办国医学校或制药厂者，边区政府得保护之，财力不足者补助之。
第七条 医士、药师愿脱离生产参加医疗机关或公营药厂工作者，享受技术人员之待遇，其家庭生活得按抗日军人家属优待之。
第八条 医士自营药店或其他业务兼执行医疗业务，热心社会卫生防疫工作者，当地政府得视具体情况减少或免除政府法定之义务负担。
第九条 医士、药师在医药上有发明创作者，政府得奖励之。
第十条 凡公私药店制造“膏丹丸散”须由领证医士、药师监制，其成品精良者，所在地政府得奖励之。
第十一条 捐资兴办医药事业者，由当地政府呈请边区卫生处给奖。
第十二条 奖励给予细则另订之。
第十三条 本条例由民政厅呈准边区政府公布施行之。[24]
3.陕甘宁边区中医药组织机构的建设
（1）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的进一步发展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召开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讨论制定1942年工作计划，除宣传防疫计划在农村施种痘外，在组织机构建设上有3项：
成立研究室，收集边区人民生活习惯材料及病症研究，同时着重边区产药研究；设立图书室，收集历史名医著作及自然科学书籍，供会员研究参考；
组织国医门诊部，便利人民遇疾急救，邀请在延会员著名国医轮流诊治。[25]
聘请李鼎铭为名誉主席，以领导该会工作之推行，还聘请靳希贤为兽医顾问。[26] 每周组织一次学术交流，由当时的名中医李鼎铭、毕光斗等主持，并不间断地选派人员参加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的门诊工作。开办一期中医训练班，培养当地军民所要的中医药人才，师资由国医研究会人员担任，学员都是实行军事供给制。
1943年3月10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总会之《国医研究会呈文》云“团结了边区进步的国医，设立了十三（13）个分会”。[27]
（2）医药卫生合作社的发展
①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的发展
1942年，陇东分区的华池县每区都成立一个保健药社；环县成立4处；合水、曲子及镇原各1处。
1943年上半年，分社已发展到22个，国医30多人。
②延市南区医药合作社的发展
延市南区的刘建章早在1940年创办的医药合作社，医生下乡治病，还负责收购土药，1942年收了二、三十斤。[28]
4. 中医科学化——中医公开秘方
边区中医在“中医科学化”方针的感召下，打破中医不传秘方的保守思想，公开自己的秘方以供大家讨论研究。
1941年9月10日-13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按《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
在讨论中各会员代表常将自己的“祖传秘方”讲了出来，如治夜盲眼、腹痛、心痛、花柳等病的特效方十多种。打破了几千年保守的“祖传秘方”的恶习，毅然说出供大家讨论研究。[29]
5.群众卫生运动
定边县卜掌村的中医崔岳瑞，不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而且医道高明，救治了很多人，这成了崔岳瑞破除迷信的有力武器。崔岳瑞用治病的事实，说服群众信医不信巫，成效很大。如阴阳石喜三，四辈子都是阴阳，祖父甚至做过清朝管理全阴阳的官——“阴阳官”（民国时被废），有一年患腹泻，“安砖吊瓦，都没效验，请崔岳瑞去治，一剂救出危险”。群众看到，“阴阳到处给人治病，自己有病却没治好”，阴阳的影响，更加削弱。崔岳瑞还了解巫神、阴阳，知道他们的骗术，用同样的讲事实的办法，戳穿了巫神骗人的很多把戏。
从1927年开始，崔岳瑞坚持不懈地在本村做破除迷信的宣传，《医药卫生的模范》称其“崔岳瑞十年来的斗争，把卜掌村的神权打倒了”，成了“什么神都不信”的边区模范村。[30]
第四阶段
（1943年4月——1947年3月）
第四阶段，从1943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总会上《国医研究会呈文》之后，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撤离延安。
1.“中西医合作”、“中医科学化”方针的系统化——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1944年10月11日—11月16日）
（1）毛泽东的提议
“中西医合作”方针的体系化，是在1944年10月11日—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但筹备这次会议要更早，是毛泽东在1944年3月22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提议召开的。毛泽东认为，“1943年一年把经济工作搞好了，但是文化问题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31]。会上，毛泽东详细论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因此，毛泽东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考虑，调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们开一个会展开讨论。……我看这里面大致有四个问题：报纸、学校、艺术、卫生。”毛泽东最后总结讲到：“二十多年以来，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去年学会了经济建设，今年要学会文化建设。”[32]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其住地枣园召集了中央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和陕甘宁边区负责人以及5个分区（延属、绥德、陇东、关中、三边）地委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提出要重视文教宣传工作。
（2）中共西北局筹备和全边区大讨论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及各分区及延安各有关部门十分重视。1944年4月15日，西北局负责人的高岗约集5个分区地委书记及延安各有关负责同志召开座谈会，讨论文教建设问题。6月17日，西北局宣传部与边区政府教育厅、边区文协举行联席会议，推选成立了文教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整个文教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第二次筹委会会议上决定成立5个文教小组，分赴边区的 5个分区进行文教工作典型案例的调查研究，重点调查研究延安整风以来文教战线出现的新生事物，为大会提供各种类型的经验材料。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开好文教会议，延安新闻媒体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也都行动起来，组织相关文章讨论。
1944年4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开展反对巫神斗争》的重要社论。社论指出“西医中医虽然在病理、诊断、疗法等方面有不同的学说，而且西医是更为进步的，中医是更为人多的。但这两者都是只利于病之生，不利于病之死，这是医生与巫神的根本的重大的区别，所以应当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来同巫神作斗争”。[33] 仍然坚持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1941年9月）以来的“团结中西医”的主张。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明确提出“中西医合作”的主张。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讲了延安大学办学目的是为建设抗日根据地服务的，并分别讲了如何学习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在卫生部分有这样一段大家常引的话：
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34]
毛泽东的讲话，系统论述了我党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在卫生工作部分再次论及“中西医合作”的主张，其后，延安在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大讨论中，这一思想被广泛关注。《解放日报》自7月至9月，发表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徐特立、边区中医名家裴慈云等一系列文章，其中“中西医合作”思想是重要内容。
1944年7月，李鼎铭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解放日报》14日头版以《李副主席号召边区中西医要合作互助》见报。李鼎铭应记者问谈了3个问题，（一）关于动员和组织国医，参加群众卫生防疫工作问题，（二）中西医合作问题，（三）国医的改良及其内部的团结问题。
关于组织国医问题，认为：“将散布于农村中的国医，组织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却并非易事。”解决途径是“国医研究会的工作必须扩大和加强”，具体措施，一是国医研究会要加强组织建设，二是国医研究会要开展研究工作，三是培养国医人才。
关于中西医合作问题，提出很多重要思想：“西医不轻视国医的非科学，国医莫自恃几千年丰富经验妄自尊大，而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要做到密切的合作是有前途的”。“中西医的根本讲究不同，……最好的办法还是大家在一起，各献所长，每遇病症，中医能治的中医治，西医能治的西医治。”“特别批评国医的宗派和保守观点，并表示自己愿首先以身作则，及数十年积累之行医经验，及所有医药良方，全部贡献出来，以号召所有国医立即纠正此保守观点，并虚心向西医学习科学。”
关于国医的改良问题，提出：“目前应从三方面着手，即。（一）整理复杂的医书，研究过去经验，而加以适当的选辑，以供国医及其后学者学习。（二）增加国医的治疗设备和对病人的保养调理工作，采用西医的护士制度。（三）研究和提炼中药，泡制各种特效的丸散膏丹，以提高国药的功效。”[35]
1944年8月，在延安举办大型卫生展览会，做为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徐特立，“卫生展览会在杨家岭展览了七天，我也就参观了八次”，并撰《卫生展览会的重要意义》一文，发表于《解放日报》8月13日的“卫生”副刊。徐特立讲了十大问题，对边区农村的卫生状况，尤其是妇女和婴幼儿的大量缺乏卫生常识引起的疾病和死亡，饮食不卫生引发的胃肠病等，做了详尽的分析，提出如何改善的办法。对展览会工作也具体指出须注意和改进的地方，对陕甘宁边区今后的卫生工作也提出建议。第8条主要是“西医中医的关系问题”，兹摘要点如下：
八、西医中医的关系问题。由于西药的缺乏，和西医的人数太少，而人类的先天体质还有民族和地方的习惯性，因此中医和中药，就有他必然存在的条件。……中医对于病理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的根据，而为西医所讪笑。但是许多中药为中医的经验试用有效，尚未被西医所采用的还很多。……中医对于解剖和生理的无知，因而对于病理必然发生理论上的错误。但中医几千年来的经验，还有不少的贡献。我认为西医有读中医的医案的必要。张中景的处方，有研究的必要。经过中医的经验，去发现新的药物。中西医合作，以解决目前的困难问题，并创造新的药物。[36]
1944年9月30日，边区中医名家裴慈云在《解放日报》“卫生”副刊第60期发表《中西医合作的几个问题》，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西医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
（中西医）不是在于相互指责其缺点，而主要的是如何取长补短，通力合作，必须合作，才能达到减少疾病死亡与增进人民健康之目的，把边区的卫生建设事业大大的推进一步。
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直到现在，还具有广大群众基础，在治疗工作上丰富经验，实际上也的确能治好不少病症，这就说明在中医的诊断和治疗中，尤其在药物方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有合乎科学的部分，只是我们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出来罢了，这种研究，不论是中医或是西医，都应该担负起来。
中医要学习西医的诊断、生理病理的知识、消毒的办法和利用简易西药，西药要研究中医的处方、针灸方法和中药。[37]
（3）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
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召开。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讲演，指出：
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
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
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38]
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中西医合作”问题一直受到特别关注。《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8日第一版发《李副主席号召中医公开秘方》消息：“新华社延安十七日电：文教大会卫生组于过去三日内曾分医药合作及群众卫生两部分进行讨论。当讨论中西医合作问题时，各分区中、西、兽医代表参加讨论医药合作者共三十余人。”[39]《解放日报》1944年11月4日第一版报道《李副主席在中西兽医座谈会上讲话》：“文教会医药卫生组于典型报告后，复进行各项具体问题之座谈与讨论，其中特别着重中西医合作问题。”[40]
（4）中西兽医座谈会
1944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文教会专门组织中、西、兽医座淡会，李富春、李鼎铭主持会议。1944年10月31日，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在会上讲话。《抗战日报》1944年11月10日以《李富春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医药卫生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年10月31日）》报道：
富春同志再次指示卫生工作的重要，他说：
在边区，政治军事和经济建设都有很大成绩，但文化建设还只在开始，而文化建设中最薄弱的又是卫生工作，特别是群众卫生工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卫生建设，他指出应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卫生运动与反迷信运动，改造群众不卫生习惯，提高群众卫生文化水平；一为普及和提高医药工作，这又包括如何帮助中医整理其经验使之科学化（能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及如何丰富西医经验使之中国化（能吸收中国医药成果）的两个问题。中西医合作团结与改造中医以共同进行卫生建设的方针，不仅适用于边区与现在，而且适用于全国与将来，从不断发展中做到中国全部医药卫生工作的科学化中国化，才是毛主席号召的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的最后成功。
关于目前边区卫生运动的方针，他指出：
（1）中西医合作。富春同志从中西医的理论与边区的实际需要，反复说明中西医合作的重要，双方应打破门户之见，西医在合作中应负主要责任，要帮助研究与提高中医，并从而充实提高自己。自己直接动手为群众服务，以取得经验，还要帮助培养边区西医人材，用科学方法解决边区的医药问题。（2）加强医药治疗与开展群众卫生工作。（3）在普遍的运动中，抓住中心，创造典型，抓住要害，逐渐推行，不能一下提出太多。
最后，富春同志指示今后立即进行下列具体工作：
（1）成立延安中西医药联合会，吸收中西兽医参加，……（2）解决医生问题，……（3）解决药材问题，……。[41]
国际友人阿洛夫、马海德、傅莱、米勒四位医生亦被邀参加。[42] 国际友人傅莱也有发言，他说“中西医合作应是长期的，不仅仅是暂时的方法，对中医既不应完全否定，也不是完全肯定，而应加以批判的吸收”[43]。
（5）《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
1944年11月16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通过《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12月5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了文教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解放日报》1945年1月8日发表《决议》全文。《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共6条决议，节录其中4条如下：
一、边区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在支援战争发展生产的运动普遍展开以后，卫生运动就成为群众文化运动中的第一等任务。……大会为此严重唤起全边区各方负责同志的切实注意，要求他们迅速动员一切力量，为扑灭边区大量的疾病死亡而斗争。
二、为要扑灭大量的疾病死亡，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普遍地开展卫生运动。……
三、医疗工作是卫生工作的后盾，也是推动卫生、反对迷信的有力促进者。边区现在只有部队、机关中有西医，农村中只有中医，合计约有1，000人；药品也是中药多而西药少。此外就都是巫神的势力范围。因此，必须动员一切部队机关中的西医，除为部队机关服务外，兼为群众服务，尽量给老百姓看病或住院治疗，并于必要时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必须动员和帮助一切中医和一切药铺，认真为群众服务。西医应主动地与中医亲密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反对巫神。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与学习西医，公开自己的秘方和经验。技术好的医生尤应帮助教育技术差的医生进步。必须有计划地研究、培植、采挖和制造边区土药及制造其他外来中西药的代用品，在可能条件下组织群众的医药合作。……
四、边区的大量巫神，主要是边区文化落后以及医药缺乏和卫生教育不足的产物。因此，要消灭巫神，除一般的提高文化教育外，就首先要普及卫生运动和加强医药工作，否则就是主观的空想。……（余略）[44]
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是我党为适应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取得成功经验后加强文教工作的需求，总结在陕甘宁边区全面执政中的文教工作（宣传、教育、艺术、卫生）中的不足和经验，由毛泽东提议、并经各相关方面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召开的，形成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思想体系的系统化，对于我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卫生医疗组的工作，也在全面总结近年来边区的卫生现实，指出农村中不卫生状况突出，尤其妇女、婴幼儿和食饮的不卫生，提出开展卫生运动加强卫生宣传教育与发展医药工作并重。而在全面总结边区成立以来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经验和教训，对“中西医合作”、“中医科学化”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化，并提出具体的办法以改进“中西医合作” 、“中医科学化”。
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通过、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提出的决议，不但成为我党是发展卫生医疗事业的总方针，也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方针，是延安时期我党探索发展中医药事业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西医合作”的思想，由毛泽东提出，经过边区党内外的充分调研、讨论，最后在《决议》中被确立下来成为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深刻地影响着中医药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研究理念和方法，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2.陕甘宁边区边区中医药组织机构的创新与建设
（1）医药卫生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一种合作经济组织，1844年起源于英国罗奇代尔镇，1918年传入中国，受到社会重视，得到一定的发展。陕甘宁边区成立后，在全边区涌现出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也出现了医药合作社和卫生合作社。
保健药社自1940年7月重建以来发展迅速，保健药社的分社扩展到边区各县市；自延市南区医药合作社1940年创办以来，又有志丹县三区医药合作社（1943年8月）、延市东关乡卫生合作社（1944年）、延市东区卫生合作社（1944年）、定边县卜掌村崔岳瑞药社（1944年）、延市大众卫生合作（1944年）相继兴办。延市大众卫生合作，受到边区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机关单位的大力赞助，规格高、规模大、人气旺、股本雄厚、医疗实力强，得到迅猛发展，分社遍及全边区，与保健药社一起成为边区合作医药卫生组织的中坚，掀起了一场兴办医药卫生合作社的运动。
①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的大发展：
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编《医药卫生模范社》其中《保健药社》载：“各县成立分社共二十六（26）处，分布在延安、延川、清涧、绥德、吴堡、神府、子洲、子长、延长、固临、志丹、甘泉、富县、靖边、定边、环县、曲子镇、华池、安塞，延安市等二十（20）个县市。”[45]
1944年下半年开始，保健药社的经营出现重大失误。按《解放日报》（8月28日）讯：当时药社领导同志未考虑具体条件，即决定大量扩股。因事先无周密计划，又无得力干部掌握，亦未确定新的业务方针，以致形成资金过度膨胀，业务相对缩小。大量资金无法使用，只得存放于银行及信用合作社，再加上其余存货及建筑亦积压一批资金，利润相随减少，以致产生药社的严重危机。后又负债分红，大修房屋，及多方面发展，影响了主要业务——医药。在药物及医务方面亦有若干缺点，如药品的质量差，配剂不正确，炮制不认真，药价高，以及内部医生的团结精神不够等等，且对药物供销方面，亦缺乏组织工作。
1945年8月17日，董事会开会商讨今后改进办法，业已决定坚持发展医药合作方针。其实现步骤为：一、提高药物质量，面向农村，扩大药物销路，组织供销关系；二、团结医生，加强医务工作。而民政厅另派得力干部参加该社领导，其内部制度等方面正加改进中。
又讯：已具有四十余年历史之延市魁盛祥药铺近已参加保健药社，此对提高医药技术及药物质量方面，将有很大帮助。[46]
②南区医药合作社取得的成绩
延市南区医药合作社，早在1940年由刘建章创办。
到1943年，迷信用品的消费，较1940年减少四分之三。对于疾病多能就医服务。
到1944年，仅5个月内，就治愈千余群众，售药200余斤；又有2名兽医加入，实行人兽兼治。并拟添聘西医，实行中西医合作；医生下乡治病兼收土药380斤。并拟增添聘西医，实行中西医合作，更进一步适应群众卫生的需要。[47]
③志丹三区医药合作社
志丹三区医药合作社，1943年8月兴办，按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1944年编的《周岐山与志丹三区医药合作社》：“志丹三区原有保健药社，但因领导上有缺点，不起作用。为解决群众医药困难，三区合作社创办了个医药合作社，去年（指1943年）八月正式开幕。资金七万元，中医一位——周岐山，主要药味都全，规模不大，办得很好；后来把保健药社合并进来，资金扩大到十八万元，药物更齐备了。”[48]
周岐山是“远近闻名”的“人人爱戴的好医生”，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开办医药合作社时，由三区区政府文书调任药社医生。
周岐山关心群众、医道高明，不但救活了许多的人，还破除群众迷信。周岐山还教授社内人员医疗知识。周岐山善于经营，加之医道高明，关心群众，团结社内人员，故群众纷纷入股，资本已扩大至四十余万元。群众称赞周医生有“四好”，药社有“三好”。
④定边县卜掌村崔岳瑞药社（1944年）
三边分区定边县卜掌村的边区著名人物中医崔岳瑞，在政府和合作社的帮助下成立药社一处，群众入股二百余万元。[49]
⑤延市东关乡卫生合作社和东区卫生合作社
《解放日报》1944年5月13日发表《东关乡卫生合作社开始工作》，提到延市东关卫生合作社成立后，黑龙沟的群众说“这样比到医院好，在医院里招呼了病人，招呼不了家庭”[50]。
《解放日报》1944年5月13日发表《延安市半年来的群众卫生工作》，表彰“模范卫生工作者五人为中央总卫生处李志中同志，北区卫生委员刘好成老先生，边区卫生处欧阳竞同志，商会会长兼南区大众卫生合作社主任王克温同志，东区卫生合作社主任兼乡卫生委员刘光耀同志”[51]。
⑥延市大众卫生合作社（陕甘宁边区卫生合作社）
1944年春天，延安市出现时疫，死亡了240多人，牲畜病死的更多，人们分散居住在山沟里，患了病就医十分不便，巫神又趁机活动，闹得人心惶惶。“老百姓要求有一种更便于大众的医疗组织”[52]。
边区政府顺应民意，1944年5月5日，由市抗联和南区公署召集发起人会议。“会议中，大众合作社首先提出投资百万，并让出地方做‘卫合’社址，保健药社也投资百万（药材），并拨出一位中医来‘卫合’应诊。”商会开会时，“到会七十一户，当场入股的就有六十九户，不到一小时，便幕得八十七万元的股金。”“在群众的热烈拥护下，截至七月底止，合作社收到了股金一千零四十余万元。”“在一一四八名社员中，群众股金占百分之六十八以上（机关学校入股者仅一百九十名，约占总数百分之三十一·三），社员成分（最大多数是商人，农民劳动英雄刘雨云入了一万元，他老婆也自动入股二千元，妇女入股者三十余人）也包括了各部分。”[53]
大众卫生合作社的成立，得到了各方面的关照和赞助。“李富春同志就亲自写信帮助募集，市、区、乡各级政府直接参加帮助这一工作，中卫（中央卫生处）、边卫（边区卫生处）、联卫（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西北局、西北药材庄等处，赠给了100万元以上的药材。”甚至个人也有捐出药用器具的。[54]
大众卫生合作社于1944年5月25日正式成立，社址设在延安新市场沟口大众合作社内，延安市商会会长王克温出任主任。开幕期间，聘请毕光斗、马鸿璋名老中医为群众治病。[55]
大众卫生合作社，又称中西医联合诊疗所。“合作社设正副主任各1 人，中医1人，西医2人，兽医1人，会计1 人，中西司药各1人，护士1 人；除西医是由边区卫生处派来的外，其余人员都是由群众中选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