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指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自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至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在陕北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其间，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撤离延安。在这10年中，由于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及陕甘宁边区的成立，使得我党在一个局部地域实行全面执政，并处在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下。这一形势，为我党对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探索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故本文所论之延安时期，具体指1937年9月—1947年3月。

延安时期，我党对于中医中药这一事物的实效性、文化性和科学性在思想认识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党对于发展中医药事业不但在思想认识上，而且还在方针政策上，以及在开展中医的医药工作和群众卫生运动的实践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延安时期，我党关于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积极探索，取得很好的成绩，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发展中医药事业，提供了思想、政策和实践等方面的有益经验。

延安时期，我党对中医中药、中医药学及发展中医药事业等问题的探索，具体内涵有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中医中药”问题，需解决3个问题：一是有效还是无效、有用还是无用，即揭示中医中药的功效性和实用性问题；二是肯定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即揭示中医药学的文化性的问题。三是科学还是不科学，即揭示中医药学的科学性的问题；

第二层次，“中医药事业”问题，需解决2个问题：一是中医药工作是否纳入我党的革命事业中；二是如何发展我党的中医药事业。如何发展方面，又有3点值得重视：一是大力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和“医药工作”，与提倡“中医科学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二是“团结中西医”和“中西医合作”；三是“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

延安时期，中医中药、中医药学、发展中医药事业等问题的形成，是历史发展和我党革命实践在这一时期，为我党提出的一个十分尖锐、十分紧迫的问题，也是关乎我党的革命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重大问题。影响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危机之一——中医药的存废之争；二、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的现实——缺医少药；三、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红军运用中医中药的成功经验。（限于篇幅，从略）

延安时期，我党对中医中药、中医药学及发展中医药事业等问题的探索，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至1940年6月间的三次重要的会议——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第二阶段，1940年6月29日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结束，至1941年9月10日至13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第三阶段，1941年9月10日至13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至1943年3月国医研究会上书边区政府——《国医研究会呈文》

第四阶段，1943年4月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上书《国医研究会呈文》后，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陕甘宁边区政府撤离延安。

第一阶段

（1937年9月——1940年6月）

自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至1940年6月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闭幕。

1.开办药厂、药社（1937年9月至1939年11月）。

（1）八路军制药厂

中央军委、八路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于1939年元旦，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赤水县清水源吕家村（今属旬邑县，7月迁安塞县西河口村）开办了八路军制药厂。李维祯任厂长，马崇兴任特派员，吴补渊为协理员。共有技术3人，技术员龙在云、饶孟文，工人30名，管理人员15名。生产方面，西药部由翁远、郑文甫负责，中药部由尹桂田、文治安负责，材料部由郑统负责。八路军制药厂制造各种中、西药品制剂，投产三个月就制成中西药品40余种，其中中药有止咳丸、红色补丸等10多种。

（2）光华制药厂

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于1939年3月份，在延安城东17公里处的拐峁村开办光华制药厂，由越南华侨中医梁金生担任厂长。该厂以“开发边区中草药，精制各种中成药”为主要任务，能生产80余种中成药，经临床试验，有效率逾60％。生产的中成药，有胜利茶、八路军行军散、红白痢症丸、痧症丸、止咳散、胃痛散、补脑丸、退热散等，甚至有妇科调经丸、保婴丹。

厂长梁金生还专为本厂职工开办了为期45天的技术培训班，讲授医疗技术、卫生知识、救护包扎和中草药的采集、炮制和研究。经过学习，使大部分职工基本上掌握了从门诊挂号到病房护理的一套门诊程序。

（3）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

2.召开3个重要的代表大会（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

在这期间，召开了3个重要的代表大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

（1）陕甘宁边区边区第二次党代会（1939年11月13日—12月17日）

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抗战处于相持阶段进行的，是边区党的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盛会，是边区党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的伟大转折，它对边区建设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这次大会通过的9个决定、决议，[①] 其《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有“甲”“乙”2部分，“甲”是“大会决定”，共3条，其中第3条：

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医药，研究中药，开办中医训练班，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增设各地卫生所，以发展医疗工作，医治与预防各种传染病，并实行限期放足，以保障人民的健康。[②]

《决议》“大会决定”，是对前一时期边区政府开展的中医药工作的总结，所述“研究中药，……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增设各地卫生所”等项，已开展的很好。所述“开办中医训练班”尚未见报道，但光华制药厂厂长梁金生专为本厂职工开办了为期45天的技术培训班，讲授医疗技术、卫生知识、救护包扎和中草药的采集、炮制和研究。

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我国中医药事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历史贡献主要有2点，一是大会总结第一阶段的发展中医中药的成功经验，二是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大会决定·三”，对陕甘宁边区发展卫生保健工作尤其以发展中医药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标志着中医药工作正式成为我党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标志着我党对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开始肩负起了领导责任。

（2）陕甘宁边区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940年1月4日—12日）

1940年1月4 日至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礼堂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边区各文化团体，各学校、机关，各俱乐部、文协分会、文艺小组等107个团体单位274名代表，有在边区工作的全国知名的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教育家、新闻记者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个人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及边区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六七百人。

毛泽东和中央相关领导王明、张闻天、艾思奇、周扬、吴玉章、李维汉作了报告。边区文化组织和团体的代表以及文艺工作者张庚、冼星海、冯文彬、梁金生、庄栋、萧三、萧向荣、李初梨、陈康白、饶正锡、孟庆树、杨松、柯仲平、杨醉乡、高波等同志，就抗战时期如何发展音乐、戏剧、剧团、新闻、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工业建设以及文化与青年妇女、马列主义中国化、中苏文化等一系列问题的作了发言，其中梁金生作《关于中医的改进问题》。[③]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代会最重大的历史意义，是毛泽东1月9日在大会上作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改题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代表作，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人勾画出了一幅未来的新中国的清晰而完整的轮廓，实际上就是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其中对于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论述，被概括为“精华糟粕”说和“批判继承”论，成为分析中西文化的基本理论依据，影响至深。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代会，从大会安排中医界代表参会，安排中医梁金生（时任光华制药厂厂长）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医的改进问题》的发言，对于中医药学来说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代会有2个重大历史意义：一是我党在正式会议上正式确立了中医药学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即确认了中医药学具有文化属性。二是会上毛主席在所做报告——《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系列思想，成为我党一直坚守的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思想。

1940年4月9日，朱德、徐特立等视察八路军制药厂。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题词：“你们药厂已建设起来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是科学做基础的，又采取陕北落后的地点和条件，利用新旧兼用、中西并用的发展，是最实际和最有前途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的徐特立题词：“用科学方法改进中药，吸收中医的经验，否定其阴阳五行的神秘。”[④]

（3）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1940年6月10-29日）

1940年6月10日至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召开“国医代表大会”，邀请各县国医代表及边区政府各卫生机关代表数十人参加，讨论中心为如何改进中医中药以促进边区卫生工作。《新中华报》7月9日予以报道，题作《国医代表大会闭幕  国医研究会正式成立》（为了条理清晰，酌分数段），云：

 已开幕之边区国医代表大会，经过月余，获得了不少的关于国医各项改进的宝贵意见。该会已于六月廿九日下午二时，在边府大礼堂举行闭幕典礼，同时正式成立边区国医研究会。该日出席代表四十余人。

首由边区政府卫生处处长欧阳竞同志报告，略谓：“……由于过去几千年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国医同其它科学一样，不能长足进展，但正由于有这样悠久的历史，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点我们不能完全把它抹煞，相反的要承继祖先的遗产，扬弃它，改进它。这就需要我们有组织的进行研究，使它向着进步的科学化的方向前进……”

次由来宾中边府民政厅副厅长李景林同志讲话，略为：“……抗战时期，医药困难，我们成立国医研究会是必要的。希望本此精神，同全国医界取得联系，把国医也变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现在中西医在医病的方法上好象不一致，但基本上都是瞄准着一个共同敌人——细菌。我想这种现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是会克服的……。”

后由各县各卫生机关及国医代表发言。

又由边区医院宋边寄同志朗诵国医研究会简章，大会宣言及各种提案，经大会一致通过。

在提案内大意是：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国医小丛书及刊物，呈请政府登记全边区国医及国药商店，大量开采及炮制土产药材，呈请政府严格取缔巫神法师之迷信误人，呈请政府统筹及普遍施种牛痘，国医研究会应与各卫生行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等等。

最后选举国医研究会执委。

散会。 (民国廿九年七月九日《新中华报》)[⑤]

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的历史贡献主要有3点：一是进一步确立了中医药事业为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二是大会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尤其是欧阳竞的讲话，是我党对发展中医药事业比较早地提出的初步具有纲领性的认识，如对于国医，“承继祖先的遗产，扬弃它，改进它”、“有组织的进行研究，使它向着进步的科学化的方向前进”等，明确提出中医科学化的思想认识；三是成立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

3.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

1940年6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召开的国医代表大会在边府大礼堂举行闭幕典礼，会上宣布成立“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称“边区国医研究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简章》，选举产生了国医研究会执行委员，马鸿章为会长，会员分个人与团体两种。会址在延安南兰背坬（guà）。

国医研究会宗旨：“团结与提高边区国医人才，研究罔医同药之改造，推广边区医药事业，裨益边区人民健康，使国医科学化，国药能代替西药，以克服抗战时期之困难。”[⑥]

国医研究会任务：“随时举行国医座谈会、国医演讲会，出版同医刊物，轮回下乡宣传等。……组织关于国医各种专门研究会及开设国医训练班等。……与外界国医团体取得联络。”[⑦]

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是我党创建的第一个中医药研究机构，也是团结中医、组织中医的一种组织形式，并行使一定的政府“职能”，与我党创建的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中药经营和中医医疗的合作组织形式）共同组成了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中坚力量。

延安时期我党对发展中医药事业探索的第一阶段（1937年9月—1940年6月），前期（1937年9月—1939年11月），主要在实践方面的工作，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总部为解决边区药物极度短缺的困难先后开办了2个药厂（八路军制药厂中西药品兼制，而光华制药厂精制中成药）和1个保健药社（后期转成边区卫生材料厂）；后期（1939年11月—1940年6月），召开的3个代表大会（并成立国医研究会），是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极端艰难困苦条件下运用中医中药取得的成功经验，以及在前期发展中药、中成药以及开展中医医疗工作的实践基础上，从思想认识和方针政策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且在理论上有所升华。

第二阶段

（1940年7月——1941年9月）

第二阶段，从1940年6月29日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结束，至1941年9月13日第二次国医研究会代表大会结束。

这一时期，有2个重要会议和1个重要讲话：陕甘宁边区政府第63次会议（1941年5月26日）、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1941年9月10日至13日），以及毛泽东在中国医科大学参加纪念白求恩逝世1周年大会的讲话（1940年11月12日）。

1.“中医科学化”、“团结中西医”方针的正式确立

“中医科学化”问题，在上一阶段，即1940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国医代表大会上，边区民政厅卫生处处长欧阳竞的报告和边区政府民政厅副厅长李景林的讲话，已蕴含有这一思想。

1940年7月进入新阶段后，有2个接近“中医科学化”论述：

一、把中医“组织起来”和用“科学知识”教育中医。按《从速开展边区卫生工作》（《新中华报》1940年7月12日）一文中提出“把边区的中医组织起来，给他们以科学的知识”。[⑧]

二、中药的“科学制药事业”和“科学化新药”。八路军总部卫生部长饶正锡为八路军制药厂编辑出版了《抗战新药集》（1940年7月）所作的序言指出，八路军制药厂“为我国的科学制药事业，经过摸索探讨初步经验，奠定了中国新药学发展的基础。虚心接受先进的西方制药科学方法，批判的对我国有悠久历史的国产药材，洗去其神秘的传统，重新估评，给以科学化新药的适当地位”[⑨]。

（1）陕甘宁边区政府第63次会议（1941年5月26日）和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逝世1周年大会的讲话（1940年11月12日）

我党正式提出“中医科学化”，是在1941年5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63次会议上，形成的“关于卫生工作的决议”中的决定：

（五）加强对中医中药的研究，使中医、中药的优良部分逐渐科学化，以适应边区实际环境的需要，同时解除西医缺乏的困难。[⑩]

我党正式提出“团结中西医”，是1940年11月12日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参加纪念白求恩逝世1周年大会上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要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11]

（2）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1941年9月10日至13日）

1941年9月10日至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全面讨论了“中医科学化”、“团结中西医”等问题，并做为边区政府发展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指导方针。《解放日报》9月17日以《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为题予以报道：

这次会议讨论了国医科学化，沟通中西医学，中西医团结，共同开展医药工作等问题，并通过有各种发展医药卫生之具体办法的提案，如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卫生刊物和小册子，呈请政府推进乡村医药卫生保健事业，光华药厂药品应附详细说明书，健全各县保健药社，加强分会组织，破除国医中过去之保守观念不良习惯和倾向等。

在讨论中各会员代表常将自己的“祖传秘方”讲了出来，如治夜盲眼，腹痛，心痛，花柳等病的特效方十多种。打破了几千年保守的“祖传秘方”的恶习，毅然说出供大家讨论研究。……

闭幕会上，高副主席、谢秘书长及各厅处长均出席讲话，希望全边区的国医先生们更加团结起来把中医中的宝贵遗产发扬广大，并使国医科学化，发展边区医药卫生事业，边区政府完全保护和帮助国医的工作。[12]

这一阶段形成2个重要思想——“中医科学化”、“团结中西医”，是我党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对如何发展中医药事业展积极探索所取得重大成果，成为我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一系列政策的最基础、最根本的认识。 

“中医科学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医“存废之争”中，中医界为了救亡图存出现的一种思潮，提出了中医发展的一种路径选择。“延安时期”我党在发展中医事业中，提出“中医科学化”的方针，却是在旧提法上赋予全新的涵义，即我党所论及之“中医科学化”，必然论及“团结中西医”。“中医科学化”、“团结中西医”一起论述，就不仅是一个学术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即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

从政治上讲，“团结中西医”，就是实行在医疗卫生战线上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实质，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的现实是西医少、中医也不多，直到1944年，全边区西医200余人，主要在部队和机关；中医1000余人，分布在全边区各个角落，故在医疗卫生方面，“团结中西医”，就是最大限度动员一切卫生医疗力量，为全边区军民的健康事业服务。

从学术上讲，两者也存在着必然的逻辑上的关联性，中医要科学化，在当时的认识，必然是借鉴西医的科学技术和方法，实际上是中医西医化。而中西医合作，是实现“中医科学化”最优的路径。

 “中医科学化”、“团结中西医”，是我党探索发展陕甘宁边区中医药事业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认识中医药这一事物，来解决发展中医药事业这一历史任务。说明我党不但已开始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文化思潮，而且提出了我党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也是在具体工作方面成功地运用毛泽东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成功案例。

从上述《解放日报》的报道中也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的中医药从业人员热心响应我党“中医科学化”号召的，将自己的“祖传秘方”即“中医、中药的优良部分”贡献出来，真诚地希望通过研究，使中医药学得到真正的进步和发展。

2.边区政府的政策法规

1940年3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重新颁布《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章程》。全《章程》分“总则”、“股东”、“社股”、“组织及职务”、“业务”、“附则”共七章三十九条。[13]

1941年9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指令准予公布《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并实施。主要内容：

一、医士药师愿脱离生产，参加医疗机关或公营药厂工作者，享受技术人员待遇，其家庭生活得按抗日军人家属优待。

二、医士自营药店或其它业务，并执行医疗业务，热心社会卫生防疫工作者，当地政府可按具体情况，减少或免除政府决定的义务负担。

三、医士药师在医药上有发明创造者，政府得奖励。

四、凡公私药店“制造膏丹丸散”，须由证明医药师监制成品精良者，所在地政府得奖励。捐款兴办医药事业者，由当地政府呈请边区政府卫生处给奖。

五、国内外医生药师愿在边区国医学校或制药厂者，边区政府得保护，财力不足者，予以补助。[14]

3. 陕甘宁边区中医药组织机构的创新与建设

（1）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的发展

1941年9月10-13日，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举行第二届代表大会。《解放日报》以《国医研究会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为题予以报道：

讨论了国医科学化，沟通中西医学，中西医团结，共同开展医药工作等问题。并通过有各种发展医药卫生之具体办法的提案，如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卫生刊物和小册子，呈请政府推进乡村医药卫生保健事业，光华药厂药品应附详细说明书，健全各县保健药社，加强分会组织，破除国医中过去之保守观念不良习惯和倾向等。……会中选出了李长在（春）为会长，闫劲（金）荣为副会长，毕央（光）斗、范（诚）德、宋学（尘）寄、梁金生、欧阳竞等十一人为常委。国医研究会于去年六月成立，初有会员四十（40）余人，现已达二百零八（208）人，分会已有十—（11）处。[15]

（2）创办和重建医药合作社

合作社，一种合作经济组织，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得到边区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全边区涌现出大批的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医药卫生方面也出现了合作社。

①重建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

重新修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章程》。其是关于保健药社的具体工作，有如下规定：

第三十条本社之业务如下：

    (一)购买国外药品材料，冲破敌人封锁，经过化验销售，防止奸徒捣乱；

    (二)提倡采集土产原料器材，供给各卫生机关，克服战时困难，

    (三)零售批发各项药品及医药用物，以保民命，

    (四)辅助卫生运动之开展，经常对人民作卫生知识之宣传与教育，

(五)辅助地方行政机关，团结人民进行卫生保健事业。[16]

该社性质是“药品销费合作社”，主旨是“推销中西药品器材，并要集中西药材原料，尤其提倡采集土产药材”；并“辅助卫生运动之开展，经常对人民作卫生知识之宣传与教育”；同时还有中医在药社开展诊疗业务。该社不但积极开展各种具体医疗卫生业务和药品器材的经营，还在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组织形式、运作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

1941年，边区卫生处在绥德、陇东、三边等建立保健药社。以后逐渐在各县建立，1941年5—10月，仅5个月时间，药社建立了16个分社。

②创办南区医药合作社（1940年）

延安县南区（即柳林区）办合作社，是边区合作事业的一面旗帜，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十分重视，毛泽东亲自总结南区合作社的经验，赞扬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是边区合作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南区合作社跳出了单纯作生意的小圈子，形成了兼营消费、信贷、运输和生产的综合性合作社，不仅开展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还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教育合作社、医药合作社。[17]

按《刘建章的南区医药合作社》：“当时（指1940年）疾病流行，医药困难，群众迷信巫神，受害不浅。刘建章同志就与中医兼阴阳的董先生合伙开办医药社，并再三说服教育董先生，一面行医治病，一面以本身过去的事实，说明阴阳巫神的欺己骗人；这个活生生的宣传，收效很大。”[18] 刘建章和董先生，用了很多办法说服教育群众，刘建章把迷信品由消费部搬到医药社，为的是群众来买时，便于宣传医药治疗，说明烧香敬神是花冤枉钱。到1941年信巫神、阴阳的少了，有病就医的人多了，迷信的花销也大大下降，销售的药多有增加。

（3）光华制药厂与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合并

1941年5月，光华制药厂与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合并，仍称光华制药厂，原材料厂为该厂分厂。合并之后的光华制药厂，边区政府仍任命梁金生为厂长，令狐野、劳东为副厂长，赵国根为光华制药厂分厂厂长。

光华制药厂与卫生部医大，合组成立了中西医研究室。

3.群众卫生运动

1941年5月（15日），在延安文化俱乐部内，医药界和青年救国联合会联合举办了卫生展览会，展出了医学卫生挂图、统计表格、各种疾病的来源与预防方法，以及边区所产的药品。深受群众欢迎。[19]